内容摘要：根据我县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比对，可以明显的看出我县青年群体尤其是“90后”、“00后”婚育推迟现象显著，其婚育推迟突出表现在初婚年龄延迟、生育意愿持续走低、女性再婚人口比例下降等方面。其婚育推迟的原因涉及经济、社会、教育等多方面的作用。为此，我们要从长计议，多措并举解决婚育推迟现象。

关键词：婚育推迟；推迟原因；潜在影响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将实现的重要历史节点，人口发展进入重要转折期开展的重大国情国力调查。开展此次普查的目的是为了全面查清中国人口数量、结构、分布、城乡住房等方面情况，为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科学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提供科学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持。本文将立足于本县实际情况，探讨我县人口婚育推迟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根据我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来看，当下我县人口尤其是青年人口“90后”“00后”较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而言婚育推迟现象较为明显，其婚育推迟突出表现在初婚年龄延迟、生育意愿持续走低、女性再婚人口比例下降等方面。

根据我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抽样数据显示，2020年我县育龄妇女7422人，近一年她们的第一孩生育率为11.32‰，第二孩生育率为10.91‰，第三孩及以上生育率仅为5.12‰，其中15-19岁有796人，近一年她们的孩次生育状况都为零；20-29岁有1668人，近一年她们的第一孩生育率为35.37‰，第二孩生育率为20.38‰，第三孩及以上生育率仅为5.40‰；30-39岁有2293人，近一年她们的第一孩生育率为10.9‰，第二孩生育率为19.19‰，第三孩及以上生育率为11.77‰；40-49岁有2665人，近一年她们的第一孩生育率为零，第二孩生育率为1.13‰，第三孩及以上生育率仅为0.75‰，这不仅表明我县已经进入了低生育率的行列之中，而且也预示着未来生育水平下行或将成为大势所趋。

与此同时，我县最新人口基本情况数据还表明，2020年全县出生人口为2616人，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出生人口为3609人，新出生人口较六普的减少了993人，出生人口再创新低，人口增长模式开启了减速增长时代。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快速的社会经济转型和强有力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我县总和生育率30年来呈持续下降趋势，其中的原因既有外在的生育政策的影响，同时还有经济、社会、文化等内在因素的驱动。但近年来生育率下降的一个最直接原因，则与不同时期育龄人群的婚育推迟密切相关。影响婚育推迟的因素主要包括受教育程度、结婚成本、国家政策、社会离婚率升高、社会恐婚现象加重等因素。婚育推迟现象的出现，是经济、社会、文化、政策等多方面作用的结果，并且将对生育率走向、女性再婚人口比例变动、生殖健康水平等产生潜在影响。

“90后”“00后”等青年群体是我们当下婚育群体的中坚力量，同时他们也是提升我县当下和未来生育率的主力军。因此，有必要充分了解我县当下人口婚育年龄的主要状况，深入剖析我县人口婚育推迟的主客观原因以及潜在影响，对于今后我县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一、我县人口婚育年龄的主要状况

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我国稳步迈入现代化、城镇化，与之随同发展的是人们的恋爱观、婚姻观和生育观的转变。我们时常能听到身边老一辈群体念叨“早婚早育、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养儿防老”等观念，而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尤其是我们“90后”“00后”青年群体的观念则与老一辈所宣扬的相差甚远，他们的观念将形成以晚婚晚育，少生甚至不生不育为鲜明特征的现代社会婚育文化。改革开放之后，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家大力推进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婚育文化也无一例外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正成为当代婚育主体的一种文化符号。与早期相比，推迟婚育年龄不仅成为当下我县人群的基本共识，而且也成为了多数青年人群的一种行为准则。综合来看，当代我县人口婚育年龄的主要状况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育龄妇女比重有所下降。“七普”数据显示，全县育龄妇女人数为119014人，比“六普”的78830人增加了40184人。育龄妇女人数占全县总人口比重为23.38％，比“六普”的23.42％下降了0.04个百分点，占女性总人口的比重为48.42％，比“六普”的48.77％下降了0.35个百分点。

青田县育龄妇女数量、比重与增长率

表1－1

二是育龄妇女年龄构成变化明显，生育高峰期妇女比重稍有上升。十年间，各年龄组妇女人数均有较大幅度的增加。25-34岁的生育高峰期妇女，从2010年的20454人增加到32816人，占育龄妇女人数的比重从2010年的25.95%，上升到2020年的27.57%，上升了1.62个百分点。

青田县育龄妇女各年龄段人数及构成

表1－2　　　　　　　　　　　　　　　　　　　　　　　　　　　　　　　　

三是育龄妇女一般生育率持续下降。2020年全县育龄妇女一般生育率（也称总生育率，指一年内活产出生人数与同期平均育龄妇女之比）为27.35‰，比“六普”的4.68‰上升了22.67个千分点。除法定婚龄前的15-19岁低龄妇女生育率明显下降，其他各年龄段生育率均明显提高。

青田县育龄妇女年龄别生育率

表1－3　　　　　　　　　　　　　　　　　　　　　　　　　　单位：‰

四是生育孩次构成状况明显变化，多孩生育率略有上升。2019年11月１日至2020年10月31日有生育的15-49周岁育龄妇女中，一孩生育率为11.32‰，比“六普”上升了8.82个千分点，二孩生育率为10.91‰，多孩生育率为5.12‰，比“六普”有明显提高。

五是平均生育子女数继续减少。2020年全县15-50岁妇女平均每人活产子女数为1.28胎，比“六普”的1.34胎减少了0.06胎，减幅为4.48％；平均每个妇女存活子女数为1.23胎，比“六普”的1.33胎减少0.10胎；存活率达到96.22％，比“六普”降低了2.96个百分点。

青田县育龄妇女平均活产、存活子女数及存活率

表1－4　　　　　　　　　　　　　　　　　　　　　　　　　　单位：胎、％

六是高学历妇女、智力型从业妇女生育较少。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们有着不同的生育观念，生育水平差异明显，初中文化程度及以下的育龄妇女，其平均活产子女数为1.67胎，比“六普”的2.06胎下降了0.39胎；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育龄妇女的平均活产子女数为0.84胎，比“六普”的0.60胎上升了0.24胎；初中及以下比高中及以上学历妇女平均活产子女数多0.83胎。

青田县接受教育程度分的平均每个妇女活产子女数（15-64岁）

表1－5　　　　　　　　　　　　　　　　　　　　　　　　　　　单位：胎

二、我县人口婚育推迟的多重原因

1、从经济层面上看，婚育成本的不断上升是当下青年群体婚育推迟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方面是社会压力大，当青年群体离开校园步入社会时，首当其冲要面对的就是家庭和事业发展的双重考验，尤其是在求职过程中，毕业生群体每年都创新高，而且其中高学历的人才比比皆是，需要不断的去竞争，与此同时，各个岗位的招聘条件也较为严苛，更甚者有些求职公司可能还会要求求职者在未来的几年里不能对家庭方面有谋划，希望求职者能全身心投入工作中。因此，很多“90后”“00后”都会选择将重心放在职业发展上面。另一方面，即使步入婚姻当中，家庭生活成本也在随着社会高速发展而不断提高，高居不下的房价和“结婚必买房”的传统观念合流，使得很多青年群体成为了所谓的“房奴”。在生育了孩子之后，孩子的培育成本也是一笔大支出，不再像是“70”“80”年代所提倡的吃饱穿暖养孩子，现今社会养育一个孩子需要从小开始培养，各种兴趣班、辅导班比比皆是，就像网上说的一样，不是在辅导班就是在去辅导班的路上。年轻夫妇因其所面对的下一代的生育、养育、教育等成本上升的压力和挑战，导致他们大多数人不敢生。除此之外，生育、养育还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年轻夫妇就业和职业晋升的机会成本。    

2、从社会层面上看，婚育推迟也折射出了当今社会观念的转变。在20世纪80、90年代时，国家与世界的交往较为“浅薄”，社会观念还停留在传统社会的观念当中，传统社会当中，家庭主要以婚姻和血缘关系为纽带所形成的，并由此形成了家庭高于个人且个人利益应该服从家庭利益的“家本位”文化。步入21世纪开始，国家与世界的交流愈发密切，西方开放的思想对社会的影响不断加深，“90后”“00后”青年群体的思想较老一辈的更为开放，他们不再将结婚生子作为人生的必选项，尤其很多“90后”“00后”都是独生子女，受过高等教育，自身条件优越，所以对另一半的要求较高，在面对婚姻问题时，不会勉强，更不会妥协。     

3、从教育层面上看，受教育水平稳步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延迟了青年群体的婚育年龄。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和社会愈发重视教育问题，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提高社会文化水平，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重视孩子教育。按“90后”“00后”接受教育的时间来算，高中18岁毕业，大学读三四年，且随着大学毕业生每年的增加使得很多学生在大学毕业后选择继续读研究生，以提高自身的价值和竞争力，读两到三年研究生后已经是25岁了，更不用说有些人在研究生毕业后可能会选择继续深造，这就导致了青年群体接受教育的时间变长。青年群体在毕业之后也不会马上结婚生子，而是寻找工作，追求个人的职业发展。因此，青年群体受教育时间的增长也直接导致了婚育年龄的推迟。

三、人口婚育推迟的潜在影响

1、婚育年龄推迟直接和间接地拉低了生育水平，初婚年龄的推迟直接导致了生育年龄的推迟。在以往的研究中发现，初育年龄每推迟一个月，大概会影响全国总和生育率下降8%左右。此外，由于生育的间隔期也间接的影响了生育二孩和三孩的概率，并影响到育龄人群的终身生育子女数。

2、婚育年龄推迟还可能带来生殖健康的负面影响。从医学上看，女性最佳生育年龄是25岁—29岁，过度晚婚晚育不仅会增加胎儿畸形等出生缺陷问题，也可能会引发女性生殖健康问题。同时，当前大学生对婚前性行为的接受程度较高，因人工流产、不安全性行为增加等原因，健康风险上升。因此，从宏观层面上看，适龄结婚和生育不仅关系到育龄人群的身心健康，同时也关系到人口素质的稳步提升。

3、婚姻推迟带来的高龄生育风险，还可能强化生育水平下降趋势。婚内生育仍是中国社会的主流。婚姻推迟使得已婚妇女规模和比例下降，即使婚内生育率保持不变，时期生育水平也将下降。婚姻推迟还带来高龄生育风险，不利于母婴健康，不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同时，还会降低生育二孩及多孩的可能性，成为强化极低生育水平的重要原因。

四、破解人口婚育现象的相关对策

1、加强青少年性健康教育，支持大学生适龄生育。在各适龄阶段开展合适的性健康教育，从小开始，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一代的性教育观念，不要谈性色变，尤其是在大学生群体中，要着重宣传性健康知识，保护自身健康，降低人工流产、不安全性行为等造成的女性身体和心理的伤害。家庭和社会各界要积极参与，形成“学校—家庭—社会”全方面的性健康教育体系。

2、加强国家政策扶持，促进有生育安排的女性就业。尤其是对刚毕业的女大学生，打破当前“毕业—就业—成家”的模式，鼓励女大学生毕业后根据自己的意愿安排生育，为生育后的女性就业提供平等竞争机会，推动女性适龄生育。

3、降低婚恋生育成本，有效释放生育势能。由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中心教授、家庭与性别研究中心主任李婷及其团队调研撰写的《中国大学生婚育观报告》中提到，大学的平均理想子女数是1.85个。因此，我们充分将这部分生育意愿转化为实在的生育行为 。同时，《报告》中也提到了婚育成本以及工作家庭平衡因素对大学生结婚意愿影响突出。因此，短期内要释放生育是能的最有效措施是多管齐下、多措并举地降低他们在婚恋生育的成本，缓解成本上升所导致的婚育年龄推迟现象。

4、构建生育友好环境，保持适度生育水平。构建全生命周期的生育友好环境就是重构婚恋、育儿、住房、就业、教育、税收、医疗保健等方面公共政策体系，从根本上解决生育旺盛期育龄人群结婚前“想不想结婚”、结婚后“想不想生”和“敢不敢生”的矛盾，使生育友好环境的构建真正成为推动适度生育水平的稳定阀。

5、重塑适龄婚育价值观，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在包容、尊重和理解“90后”“00后”婚育观的基础上，通过有效的引导和激励机制，重塑青年群体的婚育价值观，使其明白适龄婚育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深远意义，既降低了高龄生育对自身的危险，构建了家与家之间的桥梁，也促进了社会人口的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1]周宇香.中国“90后”人口特征及其形成原因解析[J].中国青年研究，2020（11）.

[2]胡珊,郑作彧.生命历程青年阶段的父辈嵌染[J].中国青年研究，2020（02）.

[3]范迎波.个体化变局下大学生集体主义价值观培育的困境与出路[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18(04).

[4] 陈荣武.权力视角:当代城市青年婚姻形态发展态势[J].当代青年研究，2011(04)

[5]陆杰华.青年群体婚育推迟的综合应对[J].人民论坛,2022(08).

[6]胡波. 中国高等教育扩招对女性婚育时间和生育水平的影响[D].华中科技大学,2020(05).

[7]李月.鼓励适龄婚育应成为重要的政策着力点[J].人口与健康,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