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浙江青田农村人口结构调研分析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和必由路径。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关键在于人才。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和优秀人才的大量外流，人才不足日益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瓶颈制约。“侨乡贤”作为一支恋土恋家之家国情怀兼具智、富、文、德的贤能人士队伍，对于破解乡村振兴人才不足问题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破解“侨乡贤从哪里来”这一人才流入难题，需要政府、社会、文化、乡村等多个维度形成合力，打通“侨乡贤”参与的立体化通道，使“侨乡贤”“‘ 回得来’、‘留得住’‘干得好’”。对此需要组建乡贤组织、搭建聚贤平台，制定规章制度、依规管理乡贤，构建长效机制、协同乡村治理，实施乡贤培育、凝聚乡土情怀，关心关爱乡贤、强化身份认同，使之真正成为撬动乡村振兴的主体力量。

关键词：共同富裕；乡村振兴；“侨乡贤”；人才流入；

一、研究的缘起与新时代青田“侨乡贤”的概况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并着力解决“三农”问题。自2004年以来，连续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聚焦“三农”问题的解决。党的十九大在“统筹城乡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以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着力补齐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短板”，最终实现城乡平等融合发展。乡村振兴立足于对具有很长历史延续性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进行系统性反思和根本性变革 ，切实应对城乡二元结构下“工业先导、城市偏向”抑或农业支持工业、城市剥夺农村的非均衡发展模式所造成的乡村凋敝乃至衰败，从而解决城乡发展失衡问题，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并最终消除城乡差异。

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百年的持续奋斗，我国于2020年底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1]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尽管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但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202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开启了实现同富裕目标的地方实践。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也对共同富裕做出了重要论述，强调“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共同富裕，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国家关于共同富裕的一系列战略部署表明，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已成为当前阶段的第一要务，研究和思考如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民族要复兴，乡村要振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对于农村地区来说，只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才能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2]现有研究较多关注了乡村振兴的理论内涵、实施困境及优化对策等方面，但少有研究将乡村振兴战略和共同富裕目标相结合，思考在共同富裕目标下该如何更好地推进乡村振兴？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艰巨而又复杂的宏伟工程。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关键还是靠人。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破解人才瓶颈制约。要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畅通智力、技术、管理下乡通道，造就更多乡土人才，聚天下人才而用之”凭借着他们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深刻理解和工作热情，才能够有效理清各种社会利益关系，扎根乡村实践，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进而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最终达到城乡平等融合发展。新时代创新乡村人力资本引进和开发利用机制，强化乡村振兴的人才支撑，是走好乡村振兴这盘大棋的关键。

在中国发展奇迹中，农村精英外流到城市为工业化提供庞大而低廉的人力资源既是一种发展经验，亦是农村为快速经济发展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付出的沉重代价。我国的人口或劳动力流动具有典型的从中西部到东部，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特征。这种单向的人才资源流动导致的结果，乡村社会人力资源面临着塌陷性的不利局面，乡村社会的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源被“掏空”，进而对发展动力和活力构成了严峻而持久的负面影响，引发旷日持久的村庄“空心化”和 乡村衰败化等困境。^[3]党的十九大在总结以往处理城乡关系之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当国家从战略层面上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的外在动力机制时，那么当下应如何再造引导适应乡村振兴的主体力量——新时代乡贤？如何挖掘构建内在生长机制,使其与外在动力机制相互推进，同频共振？我想，浙江青田“侨乡贤”的出现与社会功能价值的发挥，对于助力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青田是全国著名的侨乡，总人口57万。其中33万华侨旅居海外，“一带一路”沿线均有华侨分布，其中80%以上聚集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站欧洲。建党100周年天安门举行群众性活动，邀请了175位华侨参加，青田籍的就有20位。他们具有赤忱的爱国情怀、雄厚的经济实力、丰富的智力资源、深厚的人脉资源，是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作为具有悠久华侨历史的重点侨乡，“侨”是青田的一大特色和优势。近年来，青田县以“知侨情，解侨忧，牵侨手，聚侨心”为纽带，深挖华侨优势，实施“华侨要素回流”“青商回归”“暖巢育燕” 等工程，推进浙江（青田）华侨经济文化试验区建设，近五年，全县已累计引进侨商回归项目 157 个，侨资企业 369家，协议引资187亿元，华侨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重达 45%以上，华侨元素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其中135个侨团、1975名华侨参与“百个侨团助百村、千名华侨扶千户”等结对帮扶活动，82 名华侨回国担任河长，215名华侨回乡担任村干部，一大批华侨在乡村振兴中找到了施展才华的舞台。浙江青田做法多次获得了人民网的专项报道和点赞。

二、浙江青田农村人口结构分布现状

浙江青田，地处浙南山区，瓯江中下游，毗邻温州，现辖4个街道、10个镇、18个乡，363个行政村，全县总面积2493平方公里。本次调查采取分层抽样的方法进行，选取了青田县“红”“绿”产业发展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4个乡（方山乡、祯旺乡、小舟山乡、万山乡）进行调研。

从以上四个表格可以看出：万山乡常住人口占户籍人口总数8.7%，方山乡常住人口占户籍人口总数1.2%，祯旺乡常住人口占户籍人口总数2.8%，小舟山乡常住人口占户籍人口总数1%；而且根据走访调研发现，在万山、方山、祯旺、小舟山乡常住人口中男女比例严重不平衡，女性占绝对优势，占比达到 87%。从年龄结构上来看，大多数年龄在0-15岁和56-79岁之间。从学历分布上来看，初、高中文化最多，其次是大专学历。从调研结果可以看出：伴随着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进程，城市化的虹吸效应造成乡村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壮年尤其是乡村精英严重流失，形成农村人才空心的局面。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相比，职业型农民、专业人才、复合型人才非常稀缺。农村中仅仅剩下“386061”（即妇女、老人、儿童），农村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供给水平下降，无法应对现代化农业的高水平作业要求，进而抑制现代农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农村阶层分化严重、贫富差距拉大、乡风文明日渐式微、基层矛盾纠纷不和谐不稳定因素增多。

三、共同富裕背景下乡村振兴人才面临的挑战与困境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越来越凸显并呈现出持续加深的趋势。老龄化人口数量的逐年攀升严重影响各行各业的人力资源供给，特别是在劳动力密集型的农业领域，再加上城市工业创造了大量工作岗位，吸引农村劳动者进城，乡村振兴面临的人才短缺问题越来越严峻。其中本土人才流失严重、乡村对人才的吸引力不足以及乡村治理人才培育机制不健全这三个困境与问题显得尤有突出。

（一）本土人才流失严重

改革开放以来，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加剧。一方面国家逐渐放宽了对户籍的限制，大量农村人口选择进城务工，追求美好的物质生活。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迅速而及时地弥补了城市发展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劳动力缺口，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发展。随着城市发展程度的不断提高，城市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而且在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也能够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向前推进，更进一步加速了城乡之间劳动要素的快速流动。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出使农业生产呈现老龄化和女性化趋势，导致发展后劲不足。这已经是当前中国农村面临的普遍现状。对于侨乡青田来说，山清水秀但空间不足，“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地理特征是青田发展最大的短板。早期的青田华侨为谋出路纷纷选择出国务工，历经几代人的积累，逐渐站稳脚跟。早期的青田华侨绝大部分是山乡农民，少数的手工艺人。改革开放之后，贸易业异军突起。随之而来的除了大多数农民以外，更多的专业商人、工人、教师、学生、企管人员、机关和社会团体人员，党政官员、文化艺术人员和复员转业人员纷纷加入出国行业，社会身份趋向多样化、结构多层化。农村以及乡镇人口的大量流失，导致“空心化”现象日益严重，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日益缺乏，造成乡村本土人才长期处于“失血”“贫血”的状态。这一现象对当前乡村振兴人才的内需造成极大的困境和挑战，使得乡村治理人才数量不足，人才结构趋于断层。

（二）乡村对人才的吸引力不足

随着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农村人口多以妇女、老人、儿童为主，农业发展缺乏技术性实用性人才，乡村治理缺乏素质水平较高的治理人才，同时农村基础设施薄弱、产业发展滞后、公共服务短板明显、农村人居环境脏乱差等问题突出。这些因素制约了乡村社会的治理和发展，造成乡村社会颓败的现象。乡村社会颓败的现状无法吸引那些在城市中取得一定成就的能人回流到乡村，也无法吸引到外部人才投身乡村发展。长期以来，关于农村的社会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对人才到乡村发展制造了文化观念上的阻力。农村内部经过努力奋斗考上大学的学子以及一些乡村外部人才回到乡村发展或者从事农业生产也会被村庄（乡镇）内部的“熟人”或者社会外部的“生人”评价为“没出息”“大材小用”等，这种固有的文化观念和社会评价机制，对社会各界人才到乡村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阻碍。

（三）乡村治理人才培育机制不健全

乡村治理人才的培育与成长，关键在于良好培育机制的建立和健全。就历史和现实层面来看，乡村治理人才的培育需要多方合力。但当前乡村治理人才培育机制尚不健全。比如，一些地区受机构编制限制，不易留住优秀人才，使人才队伍建设出现后继乏力的情况。同时，还有部分乡村地区缺乏经费、减少对人才培养资金的投入，导致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缺乏后劲。此外，部分乡村在人才培养上，不能够充分考虑受众群体的接受能力与理解能力，盲目追求高效、快速的培养效率，导致培养工作流于表面，无法真正发挥作用。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乡村人才的培养和发展。在例如，相关部门通过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三支一扶”、大学生村官、选调生等方式选派大量的大学生到村“两委”服务发展，但其中不少人只是将其作为过渡性的工作，最后并未真正留在基层。对于乡村治理人才的发展，政府应更加注重选拔任用环节，根据不同的需要，匹配更优秀的乡村治理人才，加强干部队伍的培养、配备、管理、使用，把到农村一线锻炼作为培养干部的重要途径，引导优秀治理人才向农村基层一线流动。

四、共同富裕背景下构建“侨乡贤”助力乡村振兴人才流入机制

脱贫攻坚的伟大成就奠定了共同富裕的基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乡村振兴迫切需要乡村挖掘内生动力，组建一批有资财、有知识、有道德、有情怀，能影响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并愿意为之做出贡献的贤能人士参与基层治理，服务乡村振兴。对于青田县来说，海外华侨是同心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力量。他们具有深厚的家国情怀，而且理念新颖、视野广阔、财力雄厚，能够将自身海外学习的先进理念和管理模式运用到乡村治理中，是乡村振兴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力量。

（一）组建乡贤组织，搭建聚贤平台

“农村社会组织功能重构一定程度上矫正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结构的秩序失衡,在现代市场和政治体制双重路径引领重塑的过程中,推进了农村建设各系统的良性互动与均衡发展。”^[4]据统计，全县已成立各类乡贤会78个，会员4000多名。一是县统战联合县侨联定期举办在外乡贤家乡行、乡情恳谈会以及传统节日联谊交流活动，在海外侨团、异地商会、同乡会搭建在外乡贤乡情驿站，吸引在外青商侨商回归，充分发挥乡贤在基层乡村治理、区域合作、招商引资、乡风文明、协商民主、精准扶贫、社会公益中的作用。二是以世界青田人大会为平台，围绕“我为青田发展出力”这一主题，创新推出十大平台22个类型273个项目，这些平台和项目建设，是用好“问海借力”这把“金钥匙”，奋力打开“两山”转化通道，加快青商回归和华侨要素回流，促进“青田人经济”向“青田经济”转化的重要举措。三是搭建侨资回流平台、侨心回归平台。青田县委、县政府推出 “侨乡贤回归工程”，开通绿色通道，允许华侨回国重办身份证、重新落户，并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涌现了一大批“华侨村干部”，开启华侨参政议政的新形式。以村级换届选举为例，共有355名在外乡贤，其中有国外工作生活经历的“侨乡贤”215名参与选举。除了动员乡贤回村竞选村两委干部之外，青田县还整合乡贤资源，为132个村量身定制乡贤资源调配方案，配套建立“村务观察团”、“乡贤参事会”、“乡贤基金会”等组织，开创“村两委+乡贤会”乡村治理新模式。

（二）制定规章制度，依规管理乡贤

为了更好发挥“侨乡贤”的价值和功能，保证整个“侨乡贤”群体能够凝心聚力，青田县委县政府还制定完善的运行保障机制。青田县新时代乡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出台《乡贤联谊会选举办法》《乡贤联谊会章程》《乡贤联谊会各功能组职责》《乡贤联谊会会议制度》《乡贤联谊会向同级党组织提出建议“直通车”制度》等，并配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创造条件，依规管理乡贤。例如依照《新乡贤推选实施方案》《新乡贤文明行动实施方案》《乡贤联谊会成立流程》等规定，规范推荐、审议、选举三步程序。各乡镇（街道）让群众共同参与推荐，从当地品行好、有声望、有影响、有能力、热衷公益事业、热心推动家乡经济社会发展、对家乡有较大贡献的青田归国华侨中推选。在乡贤推荐过程中，各乡镇（街道）统战委员代表通过入户走访、书面征求意见、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充分收集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建议，把群众的意见作为成员代表资格审核、联谊会推选的重要依据，让群众在新乡贤推选中有发言权、存在感、参与感、认同感，让监督工作贯穿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此外，青田各乡镇、村乡贤联谊会还设有退出机制，实施《乡贤“十不准”管理办法》，实行乡贤底线管理。 

（三）构建长效机制，协同乡村治理

一个社会的稳定一定是通过内生性权威得以实现的，乡贤作为乡村社会内生性权威曾对乡村的稳定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5]如今，“侨乡贤”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乡贤群体，而是主动创造多元参与方式，从而实现有效、可持续的乡村治理。各乡镇（街道）建立“侨乡贤”工作领导小组，设立统战（乡贤）工作办公室，明确分管负责人和具体负责人。合理区分党组织、村民委员会、乡贤会的职责定位，明确各类乡贤联谊会是作为村“两委”领导下的自治组织，发挥补位和辅助作用。各乡镇（街道）因地制宜制定完善的乡贤联谊会章程、明确“侨乡贤”的权利与义务等；建立“侨乡贤”工作考核评价机制，有针对性地制订考评实施细则，做到以考促建、以考促管、以考促用。探索建立考核退出机制，对无法正常履职的“侨乡贤”，可由乡贤会劝辞或经乡贤理事会研究提出取消会员资格意见后，报本级党（工）委同意确认。同时配套资金管理使用制度，将开展乡贤工作和乡贤文化阵地所需经费纳入县级财政预算，规范资金使用、监督机制。

（四）实施乡贤培育，凝聚乡土情怀

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中，乡村扮演着稳压器的功能。“乡村不平，天下难安”。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具有强烈的目标导向和问题意识，乡村振兴既不能指望更高级的“代理人”，也不能寄希望于城市化的侵蚀性改造，只能创造条件来挖掘乡村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在这其中，“侨乡贤”可以而且应当发挥更大作用。^[6]通过政策引导、搭建平台、构建保障机制，吸引“侨乡贤”精英回归，打造一批有视野、有能力、有资源、有威望的专业化“侨乡贤”队伍，激活“侨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一是巧打乡愁引贤、文化育贤、平台招贤、上门请贤等“组合拳”推动“侨乡贤”精英回乡助发展，例如，以乡愁引贤为例，以乡愁情怀为纽带，把广大海外华侨对家乡的牵挂转化为回归创业的热情，引导参与乡村事务和支援家乡建设。二是厚植乡贤文化、培育乡土情结。弘扬乡贤文化，优化传播布局，依托文化礼堂、侨联基地、研究会等文化阵地，借助传统和新型媒体的力量，拓宽传播渠道，以乡土教育增强“侨乡贤”的乡土情结，让乡土文化得以传承。

（五）关心关爱乡贤，强化身份认同

在乡贤与乡土社会弱关联的情形下,新乡贤的公共情怀、使命感和责任感仅仅依赖情感驱动和自身的软约束将很难持续，更需要对这种公共身份、公共情怀给予呵护而非仅留住记忆，强化他者和自我的身份认同，进而有助于形成营造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良好社会生态。^[7]青田在“侨乡贤”身份认同方面采取以下措施，一是举办各种联谊活动。一方面借助“同乡会”“联谊会”等各种传统仪式性活动，另一方面还积极搭建新的沟通联系平台。例如建立乡贤常态化交流平台，开展“侨乡贤”专题讲座、茶话会、招商会，开设乡贤榜、乡贤讲堂、让乡贤人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认可、支持和关怀，增强“侨乡贤”归属感、获得感、自豪感。二是针对归国华侨，制定和实施政策性优惠和鼓励性措施，营造留住乡贤、尊重乡贤、服务乡贤的良好环境。例如在建房审批、子女入学、养老保险等方面开通绿色通道，提供支持和帮助。三是建立县级领导联系乡贤工作制度，采取专人结对、政企协调、聘用代管等方式，解决归国华侨在家庭照料、产业照管、工作兼顾等方面的困难，努力打造“乡贤回归”的良好政策环境。四是建立“侨乡贤”荣誉授予、捐建冠名、善举褒奖机制，从优秀“侨乡贤”中树立先进典型，结合农村文化礼堂、书院、展览馆、主题墙建设，推进“侨乡贤”典型事迹进礼堂、进课堂、进讲堂、进媒体，大力弘扬“侨乡贤”精神，激励“侨乡贤”干事创业、服务家乡的热情，让“侨乡贤”有更多获得感和荣誉感。

五、总结与思考

以“侨乡贤”为代表的新乡贤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就实践结果来看，“侨乡贤”群体在参与乡村振兴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一是“侨乡贤”的推选与认定存在误区。二是基础薄弱，结构功能单一。例如不少乡镇的乡贤参事会在成员结构、活动开展、组织功能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较为单一的特征。三是“侨乡贤”身份认同感和向心力不强。例如部分“侨乡贤”对自己的乡贤身份和乡贤组织的认同感不强，存在开会时想起，会后忘记的问题，乡贤组织松散，乡贤品牌还未树立。最大程度发挥“侨乡贤”群体在乡村振兴中的功能与价值还需要积极的探索与实践。下一步，各乡镇党委政府除了继续弘扬传统“侨乡贤”群体的公益性、本土性等历史标志外，还应该积极引导发挥他们的公共性、发展性、标杆性、授予性等特质，不断创新“侨乡贤”活动载体和平台，积极主动培育乡村振兴的主体力量，激活乡村的内源性动能，进而为侨乡社会的乡村治理有效提供若干经验与启示。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M].人民出版社，2021．

[2]刘明月，汪三贵. 以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破解难点与实现路径[ J].贵州社会科学,2022(1):152.

[3]李海金等.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人才[M].人民出版社,2020.5.

[4]李志强.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组织功能演化特征、路径及趋势[ 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120.

[5]李宁.乡贤文化和精英治理在现代乡村社会权威和秩序重构中作用[J].学术界,2017（11）：74．

[6]袁祥.叶辉.新乡贤的故事[M].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151.

[7]应小丽.乡村振兴中乡贤的培育及其整合效应[J].探索，2019（2）：121.